古调重弹律意谁传——纪念当代恢复二部僧传戒四十周年

来源：宗性法师古佛家风时间：2022-11-02

自1982年1月在成都文殊院、铁像寺圆成当代恢复二部僧传戒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后的今天，二部僧授戒已成为常态，但当年为推动恢复二部僧传戒，隆莲法师与通愿法师的功德，是应该被比丘尼僧团铭记的。

隆莲法师（左）与通愿法师（右）

隆莲法师与通愿法师，都是当代中国佛教界著名的比丘尼大德，二师是当代比丘尼僧团恢复二部僧传戒的发起者、倡导者、推动者。二师的道谊风范，堪为尼众楷模。

“南山日月，清凉冰雪，鸿泥几度留遗迹。古调重弹，律意谁传，流水高山生暮寒。悲君不起，留君无计，青囊总是埋愁地。长记相从，丽日晴空，影落峨嵋第一峰。”这是1991年通愿法师辞世后，隆莲法师所发唁电中的一首词。通愿法师是3月6日示寂的，那一时期不像现在通讯网络发达，咨讯最快的是电话或电报，隆莲法师获悉讣讯后，因期间正参加全国“两会”，不能亲赴悼念，3月9日便以电报形式发去唁电，她在电文中说：“电悉通愿法师示寂，莫名哀悼，无缘趋奠，短章当哭，烦陈灵右。”虽是聊聊数语，但真是情长纸“贵”，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通愿法师示寂的沉痛心情。

据目前知道的情况来看，隆莲法师与通愿法师相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同在北京通教寺共住。二师近四十年的道谊，从相识、相知、相契，共同为佛教事业，为比丘尼僧才培养，特别是为恢复中断的二部僧传戒事务，功勋卓著。

今年，是二师联袂恢复二部僧传戒完成四十周年，二师的功绩已载入册史。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对于此次二部僧授戒的相关情况，缺乏较为完整的系统记录。为了便于后世了解事情经过，现通过梳理已知资料，略成此文，以资纪念。

当代恢复二部僧传戒的铺垫

比丘尼僧团的建立，晚于比丘僧团，在佛陀住世的时代，比丘尼僧团也已经成立。比丘尼僧团成立时，佛制女众出家依二部僧受戒，才能得以成为僧团成员之一。

二部僧授戒制度在古代印度佛教史上一直得以延续，后世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传承了这一制度。

佛教传入我国的初始阶段，律仪制度经历了不断完备的过程，二部僧授戒制度到公元五世纪中期，才由铁萨罗比丘尼从斯里兰卡正式传入我国，于元嘉十一年（433）在南京南林寺设坛传戒，礼请僧伽跋摩为戒师，为三百余名尼僧受具足戒，开启了我国女众出家如法从二部僧授戒的先河。

目前，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从国际上佛教传播的语言文献形态来看，主要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在三大语系佛教中，只有汉传佛教保存了比丘尼僧团的完整性，这也是中国佛教所具有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以在比丘尼僧团中实行二部僧授戒，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比丘尼僧团传承的二部僧授戒制度，在宋太祖时期，曾以官方的名义下令废止。清初弘律大德见月、书玉二律师，曾主持恢复过二部僧授戒，但并没有持续传承。而其所编辑的《二部僧授戒仪式》，倒是影响至今，为当世比丘尼僧团二部僧授戒时所沿用。

民国时期，被尊为律宗十二祖的弘一大师，毕生以持律弘律为己任，一生致力于律学的重兴和弘扬。弘一大师生前在编辑《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时，也编辑了《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记》。这是近世重视比丘尼律制的先驱，从某种意义上为提倡比丘尼律学及实行二部僧授戒起到了先导作用。

民国时期的慈舟老法师，以华严为宗，以净土为归，同时也致力并推动律制的弘扬。慈舟老法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移锡北平弘法，于净莲寺设立“法界学苑”，通愿法师在俗时正值胜缘，得以亲近慈老，蒙慈老接引于1940年出家并在北平广济寺受戒。据1940年《广济寺同戒录》所载，通愿法师出家是由湖北省随县佛垣寺普海师名下祝髪，法名通愿，字慧月。普海是慈老的法名，慈舟是别号，随县佛垣寺，也是慈老礼照元老和尚出家的寺院。慈老由闽到北平时，有尼众弟子开慧尼师、胜雨尼师追随学法，初居北平广慈寺，1942年开慧尼师领众重兴通教寺，创设为比丘尼十方丛林，并在该寺举办“八敬学院”。慈老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北平主持过二部僧授戒，通愿法师也参加了当时的二部僧授戒，这应该是近代重兴二部僧授戒的最早尝试。通愿法师出家受戒后，慈老安排她依止开慧尼师学修，据此推测，当时二部僧受戒得戒和尚当是慈老，尼和尚应该是开慧尼师。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通愿法师随侍开慧尼师移居五台山。通愿法师在给莲师的书信中，曾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仍健在的北京戒尘尼师、明心尼师、永证尼师，是当年通过二部僧受戒的比丘尼。也是在同一时期，蜀中大德能海法师，也同样有重兴二部僧授戒的愿望。据永光和尚回忆：“因贯老人（贯一和尚）付嘱海公上师（能海法师），若求正法久住，必须七众皆全。今有比丘尼隆莲仁法，宿慧早成，戒行清净，显密并行，品德皆胜。曾依止近慈寺在铁像寺传二部僧戒，堪付大法，不负两代老人所嘱。”

1958年，隆莲法师（右四）初上五台山，听能海法师讲经，其间与通愿法师（右三）等合影留念

能海法师一生汉藏佛教皆通，显密兼修，律制精严。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在成都南郊创立近慈寺以来，便十分重视律法的践行。贯一和尚是能海法师的戒和尚，晚年积极支持并参与近慈寺弘扬戒律精神的各项法务，曾与能海法师一道，倡议实行二部僧授戒，并选定培养隆莲法师为尼和尚人选。1948年冬，能海法师外出弘法回近慈寺后，“为铁像寺传比丘尼戒事，与贯一老和尚商定，授隆莲法师为尼和尚，以建立二部僧传戒。”（见《能海上师传》）当时虽然已有计划，但限于条件还未成熟，只是1949年在铁像寺组织传授了正学女戒。后因时世变化，直到1982年，近慈寺法脉守护者永光和尚，才完成贯一和尚、能海法师的遗愿，正式授予隆莲法师尼和尚位。

通愿法师依慈舟老法师座下完成二部僧受戒，隆莲法师依能海法师认定为尼和尚，这应该是为当代二部僧传戒的恢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恢复二部僧传戒的筹备

1980年12月底，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结束时，1980年12月31日至1981年元月1日，由正果法师组织，在北京广济寺为中国佛学院新生传授了比丘戒法，这是1957后以来，中断二十余年的首次传戒活动，是中国佛教得以恢复发展的标志性事件。隆莲法师在此次代表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比丘传戒事务的恢复，也促使作为比丘尼大德之首的隆莲法师开始重新思考二部僧授戒事宜。

另外，促使隆莲法师着手筹备二部僧传戒事宜的契机，是时在北京外语学院工作的斯里兰卡专家李拉拉特纳（或译为李拉拉尼特、拉维班底特）教授与中国佛教协会的互动。李拉拉特纳教授曾参访并在北京法源寺供僧，并与设在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学生进行了座谈。据隆莲法师传记中说，李拉拉特纳教授在华期间，听说中国保留了比丘尼制度的传承，于1980年专程到成都拜访了隆莲法师，确信中国佛教界比丘尼僧团没有中断。之后，李拉拉特纳教授还就成都之行的见闻特别撰文《今日中国的比丘尼》，发表在1981年2月15日斯里兰卡的《星期日观察家报》，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在1982年第一期刋载了该作的译文。当时在斯里兰卡国内，也有恢复比丘尼僧团的呼声，李拉拉特纳教授将在成都的见闻用文字记录下来，寄回国内发表，意在为该国呼吁恢复比丘尼僧团寻找参照。这次拜会后，李拉拉特纳教授向赵朴初会长提出恳求，请中国佛教界帮助斯里兰卡恢复比丘尼僧团，并接续二部僧传戒的传统。这一任务，赵朴初会长自然提议由比丘尼大德之首的隆莲法师担纲。莲师自知此任务意义重大，慎重的接受了这一任务，随之进行筹备，还专门为此在铁像寺修建了供斯里兰卡女众来华受戒时的居所，并着手将《二部僧授戒仪式》译为英文。

遗憾的是，李拉拉特纳教授的提议在斯里兰卡国内推行的并不理想，1983年李拉拉特纳教授归国后去世，在斯里兰卡恢复比丘尼僧团的愿望也就搁置下来了。得知李拉拉特纳教授去世的讣讯时，隆莲法师还特别写下悼念的诗：“法流天海久消沉，难得难提好事人。不信归航终不返，长怀善愿隔沧溟。”，表达了非常惋惜之情。

虽然斯里兰卡佛教界恢复比丘尼僧团的倡议没有能实现，但当时莲师对在我国恢复二部僧传戒制度，确是积极主动筹备并推进的。由于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欠缺，无法还原当时的筹备工作，但从莲师与通愿法师在通信中商议关于二部僧传戒事宜，可以知道此事筹备前后有近一年之久。莲师与通愿法师的信函，目前能看到的是通愿法师写给莲师的信。

最早谈及此事的是1981年2月14日，推测估计是莲师与李拉拉特纳教授会面后不久，莲师写信将斯方的愿望告知了通愿法师，通愿法师回信说：“所谈斯里兰卡所提出二部僧传戒事，您的发心可比美于古德，不胜随喜赞叹，如成事实，我定充一小卒，参加盛举。不过不管是否成就，我等目前亦须加以研究准备。我想我们应当提倡，将来北京、苏州二处尼众求受大戒，最好恢复二部僧授戒，今后若能如此传承下去，亦是佛法中之大事。大爱道及五百释女同求佛度，是八教得戒，以后比丘尼是佛前授戒，再后即佛制二部僧中受戒，是否当以最后为准？而难缘中只从比丘僧中受戒是否亦得戒，请您参考后示覆。”信中通愿法师回应了对倡议恢复二部僧传戒的支持。

一月后，二位尼众大德又在书信中讨论此事，2月24日通愿法师回信说：

“白塔寺四面环境喧闹，又系名胜古迹，来往参观人又不能禁止，僧人在内行持有碍，为尼众道场，似不相宜。关于研究二部僧授戒事，十分重要。承嘱我留京，但久住京，住处有困难，我现住亲戚家，俗家乱事如麻，实在不习惯，不是为了治病，早已走了。现天气渐暖，上山汽车长路不致太冷了，因此我想清明后动身，到太原办点事，回山已快安居了。我意我如欲共同研究二部僧戒，不如您二位来五台小住，彼处一切方便，且有海老座下一、二位律师，可请问参考。因此事还不需要朴老帮忙，在何处均可，不须在京，同时也满您二位朝礼大士之愿，尊意如何？希便中赐知为盼。依律沙弥尼须进授式叉尼戒二年学六法满，方可受大戒。现在对外既要如法，是否应让她们目前受式叉尼戒学戒？还是从权办理，于受大戒前先与式叉尼戒，后与受大戒呢？严格说来，还以前者为是。不过时间太长又成问题，一切有关问题，以后再研究吧。您看如何？”

从此信中可以看出，莲师或许向通愿法师提出过在白塔寺开展此事的建议，通愿法师考察环境觉得并不适合，并发出去五台山的邀请。

同年4月，通愿法师仍滞留在京，该月3日，她在给莲师的信中说：“关于传戒练习一事，我有一点看法，不知是否合理，不妨对您说说：

1.须待传戒仪式决定后方可施行，待斯方仪轨译好，我们通信研究，再请佛协审查，一切由您决定，我可为您作一助手。

2.此是二部僧羯磨法，我等还须尊重比丘大德意见，双方研究一致，十师之考查亦须严格，前所说明心、永证，因系受过一部僧戒，故向您顺便提出，至时再作考虑。

3.虽作试验练习，亦如正式传戒，必用对斯传戒之全班人位，并要多准备一、二人参加观看，以作临时发生人位变化，以为补充。我一定赴川亲近您，须等传戒时再去，因已离山年余，必须回去消假，请一月假在外住一年，再不回去反转向他方，对政府干部就太失礼了，我虽病未好，回山安静，或比北京还强，承您关怀，不胜感谢！”

信中通愿法师对二部僧传戒事宜的人事问题提出了建议。

同年4月以后，通愿法师从北京回到五台山南山寺驻锡地。7月时，莲师曾介绍新出家尼众唯参去通愿法师座下参学，7月6日通愿法师给莲师回信说：

“此次台山传戒，她（唯参）来参加，一则须请命于师，二则候法师传二部僧戒时再受，以期如法得戒。希法师不违本愿，来台山传戒，是所切盼！”

信中再次提到了二部僧传戒事宜，并希望莲师赴五台山举办二部僧传戒。

同年8月23日，通愿法师在给莲师的信中说：

“关于授二部僧戒事，法师提倡，学人奉陪，此是尼众大事，理应挽救久废之弊。唯参已遵命为授沙弥尼及正学女戒，候以后受二部僧戒。此子尚堪成就，道心甚好，目前在山暂住，待法师来山或四川，当带去奉还亲近座下，培养成器。山上清海法师、寂度法师近来已传几次具戒，兴隆戒法，成就僧伽，功德难思。”同信附长语：“

所嘱关于二部僧传戒选择师资等事，您我双方注意，如在山传，我可先联系清海法师等为比丘十师，由彼选择尼众十师，由京川两处选择，北京有戒尘、明心、永证，此三人受过二部僧戒，余则普航等一、二人可做补充，四川如有大德尼可多选几位。昨阅南山尼钞，有云式叉尼学满方可授戒，未满不得戒。您所说多年出家者是否可充学满式叉尼，须看其对六法是否有犯而定。难缘时期，一切是否可开，将来可大家研究，愿不敢妄言可否，您看如何？”

信中不仅提出了二部僧传戒时比丘僧团、比丘尼僧团师承的人选建议，还讨论了关于女众出家的“六法”问题。

同年9月14日，通愿法师在给莲师的信中说：

“关于二部僧授戒事，法师作何准备？前正果法师等来台为尊法师灵塔开光，北京随行居士多人，闻戒尘突患不能行动之疾，已须人看护，目前是否已恢复健康，不得而知。因念及老年比丘尼体质幻变无常，联想法事不可拖延，且政策不定，时长是否又生阻力，亦未可知。五台人事地点，尚称相宜，政府方面阻力不大，但有北京佛协许可，此地应无问题，比丘十师亦现成，地点亦有寺庙可借用。至于尼众诸师，愿前所提诸人，是否肯为法事剃发现僧相，尚需事前商议，如不肯，则全由尊处来人为好。总之，一切为恢复佛制，为成就后学，法师宏愿，愿随喜功德，赞叹协助。若四川一切方便，在彼亦可。”

此信中可以看出通愿法师时此事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关于传戒地点，通愿法师除了建议五台山外，表示四川条件成熟的话，也是可以的。

从通愿法师与莲师长达数月的通信中，不间断的交换关于如何推动二部僧传戒事宜来看，当时对于落实此事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首次二部僧传戒工作的简况

到了1981年秋天，关于推动二部僧传戒有了更好的基础。同月10月，隆莲法师当选为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这为二部僧传戒工作的推进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经莲师与通愿法师的努力并最终商定，首次二部僧传戒法会在成都文殊院、铁像寺举行。据成都市佛教协会1982年工作简报记载：“今年1月，我会还协助省佛协在成都文殊院为出家的女众举行了一次二部僧授戒法会，参加受戒的尼众共21人（其中新戒9人，增戒12人）。”由此可以知道，当时举办二部僧授戒法会，四川省佛教协会是牵头组织单位，成都市佛教协会协助完成了相关工作。

二部僧授戒法会前，莲师曾拟定了计划书，报送给中国佛教协会，争取中国佛教协会的支持。1981年11月18日，中国佛教协会致信给隆莲法师：“寄来比丘尼二部僧授戒计划两份，在铁像寺举办尼众佛学院建议和计划各一份，均收到。计划考虑周详，切实可行，自当支持，促其实现。经我会赵朴初会长阅交会议讨论决定，所缺经费问题，由佛协协助解决，拟即汇奉三千元，藉资挹注，请即函告汇寄地点，以便付汇。授戒及办学计划，均已上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请转地方有关部门支持。希能将继续办理情况，随时见示，如有需要我会为力之处，当协办解决。”从中国佛教协会的复函中可知，赵朴初会长及中国佛教协会给予了鼎力支持，并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了报备，这对后期推进二部僧传戒来说，是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此次二部僧传戒，从1981年12月9日开始，进堂学习律仪，至1982年1月18日圆满结束，历时40天。此次二部僧传戒法会进行中，1982年1月5日至10日，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文殊院召开，为礼请师承也创造了便利条件。以莲师、通愿法师为首的比丘尼僧团在铁像寺为受戒人员传授了本法尼戒，以宽霖和尚为首的比丘僧团在文殊院为受戒人员传授了比丘尼具足大戒。这是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法会圆满之前，中国佛教协会特别发来贺电：

“隆莲法师，欣悉在四川省、市领导支持及省佛协长老法师赞助下，比丘尼二部僧授戒及在铁像寺设置尼众佛学院将于本月16日圆满举行和成立，树立戒幢，绍隆佛种，有利于僧才培养和有助于政策落实，爱国爱教，至深赞叹，谨电致贺，敬祝诸缘顺遂，一切成就。”

由此可知，中国佛教协会及赵朴初会长对此次二部僧传戒事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法音》杂志还专门以“成都文殊院举行二部僧授戒法会”为标题，刋发了讯息。

首次二部僧传戒师承情况

关于此次二部僧传戒担任师承人员，目前在成都市佛教协会档案及铁像寺保存资料中，各存有一份名单，并且两份名单略有差异。比丘僧团的十师记载是一致的，但比丘僧团的引礼师名单缺失，只能从当时的合影中推测出比丘僧团的引礼师。

二部僧授戒制度，是指出家女众要正式成为比丘尼僧团的成员，需在比丘僧团和比丘尼僧团中分别礼请十师，在十人组成的比丘尼僧团中求受本法尼戒后，需在十人组成的比丘僧团及十人组成的比丘尼僧团共二部、二十人中得受具足戒。

此次比丘僧团的十师，是在全川范围内遴选年高硕德的长老们担任，其中戒和尚是宽霖和尚（文殊院方丈），羯磨师心极和尚（宝光寺负责人），教授师是普超和尚（峨眉山佛教协会会长），七尊证师分别是：传华法师（峨眉山佛教协会副会长）、宏善和尚（即遍能和尚，乐山乌尤寺方丈）、永光和尚（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如空师（文殊院）、正明师（文殊院）、仁永师（文殊院）、海山师（近慈寺）。

从旁协助的引礼师分别是：圣兴师（宝光寺）、宏玉师（文殊院）、真寿师（文殊院）、圣超师（文殊院）、寂真师（文殊院）等比丘师父。

此次比丘尼僧团的十师，是在以川内为主、旁及省外遴选年高硕德的尼师们担任，其中尼和尚是通愿法师（五台山南山寺）、羯磨师是隆莲法师（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教授师是定静法师（铁像寺监院）。

比丘尼僧团中的尊证师、引礼师情况比较特殊。原因是二部僧传戒制度的中断，之前出家并已受戒的尼师，只是在比丘僧团一部受戒，此次恢复二部僧授戒，对她们来说是难得的殊胜机缘，纷纷提出了想要增受的想法。莲师等人经过权衡和考虑各种因素，最后议定为了满她们的愿，考虑将两次登坛的尊证师、引礼师分别安排，即第一天的尊证师、引礼师和第二天的尊证师、引礼师要参加增受的尼师互换。但其中也有少数没有变动的。

在上述两份名单中，比丘尼僧团的尊证师、引礼师人员有所出入。

成都市佛教协会档案记载，比丘尼僧团第一天的尊证师分别是：禅修师（爱道堂）、果戒师（爱道堂）、圣裕（玉）师（爱道堂）、广林师（爱道堂）、广寿师（铁像寺）、昌静师（爱道堂）、普如师（北京）。

比丘尼僧团第二天的尊证师分别是：禅修师、果戒师、圣裕（玉）师、定照师（爱道堂）、道清师（铁像寺）、体成师（石羊场关帝庙）、海灵师（遂宁净业禅院）。

而铁像寺保存资料中显示，第一天尊证师分别是：禅修师、果戒师、圣玉师、广林师、普量师、昌静师、普如师；第二天尊证师分别是：禅修师、果戒师、圣玉师、广寿师、定照师、道清师、体成师。

成都市佛教协会档案记载，比丘尼僧团第一天的引礼师分别是：弘（宏）能师（金沙庵）、能静（净）师（金沙庵）、隆静师（爱道堂）、定月师（爱道堂）、登一（灯益）师（金沙庵）、惟性师（金沙庵）、续照师（爱道堂）、觉照师（兼引赞，爱道堂）。

比丘尼僧团第二天的引礼师分别是：能静师、隆静师、定月师、觉照师、仁谛师（陕西）、智元（愿）师（兼引赞，爱道堂）。

而铁像寺保存资料中显示，第一天引礼师分别是：弘能师、能净师、定月师、登一师、唯性师、续照师（兼引赞）；第二天引礼师分别是：能净师、隆净师、定月师、觉照师、智元师、心智师（兼引赞）。

从目前来看，很难对上述两份名单的准确性加以判断。但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份只是建议名单，一份是执行时的名单。

关于比丘尼僧团尊证师名单的差异，今居爱道堂的德明尼师，存有一份后来四川省佛教协会1995年为其补填的戒牒，她是第一天登坛受戒的新受尼僧，据戒牒上显示，尊证师分别是：禅修师、果戒师、圣裕师、广林师、昌静师、广寿师、仁谛师。这份名单与上述两份名单也不一致，由于是十余年后所补录，存在记忆模糊也未尝可知。

另成都市佛教协会档案中记载有侍者：第一天：海寿师、心智师；第二天：海寿师、广修师。

首次二部僧受戒人员情况

此次二部僧授戒，在登坛时是分两天进行的，第一天是新受戒的9名尼众，她们分别是：

广修、慧明、真宇（第一坛），法高、宗妙、清普（第二坛），德明、昌全、寂慧（第三坛）。

第二天是增受戒的12名尼众，上述两处保存的名单也略有不同。据成都市佛教协会档案记载，她们分别是：

弘能、登一、广林（第一坛），

惟性、续照、昌静（第二坛），

广寿、心明、普量（第三坛），

普如、古明、唯参（第四坛）。

而铁像寺存留的资料显示，第一坛、第二坛的名单相同，

而第三坛是：普如、古明、唯参，

第四坛是：普亮、续慧、圣空。

成都市佛教协会档案中，还有9名新受戒尼僧及12名增受尼僧的履历表。

9名新受戒人员的简况是：

清普，俗名赖松云，时52岁，广汉人氏，1942年广汉兴隆寺出家，无文化，时居广汉兴隆乡兴隆寺。

真宇，俗名吕素尧，时61岁，仁寿人氏，1943年在簇桥铁佛庵出家，小学文化，时居簇桥十大队铁佛庵。

德明，俗名李克明，时48岁，郫县人氏，1938年在彭县小鱼洞出家，小学文化，时居爱道堂织布四厂。

昌全，俗名张德华，时年48岁，仁寿人氏，1942年在双流黄龙溪出家，小学文化，时居石羊场成都丝织厂。

宗妙，俗名高盛碧，时年50岁，三台人氏，1953年在跳蹬河出家，小学文化，时居爱道堂。

广修，俗名韩宏智，时年67岁，成都人氏，1949年在铁像寺出家，小学文化，时居爱道堂。

慧明，俗名罗代容，时年50岁，崇庆人氏，1949年在双流观音寺出家，中学文化，时居铁像寺。

法高，俗名王继碧，时年54岁，璧山人氏，1938年在威远出家，小学文化，时居铁像寺。

寂慧，俗名陈文芳，时48岁，彭县人氏，1946年彭县大明寺出家，小学文化，时居爱道堂。

12名增受戒人员的简况是：

续照，俗名吕善卿，时年59岁，仁寿人氏，1942年在成都华光寺出家，1946年在昭觉寺受戒，初中文化，时居爱道堂。

广林，俗名张建云，时年66岁，成都人氏，1938年在成都华光寺出家，1939年在新都宝光寺受戒，小学文化，时居爱道堂。

宏能，俗名魏常青，时年73岁，新繁人氏，1922年在新都河西寺出家，1924年在新都宝光寺受戒，小学文化，时居金沙庵。

昌静，俗曾智，时年73岁，蓬溪人氏，1947年在乐至长寿寺出家，1948年在文殊院受戒，中学文化，时居爱道堂。

灯一，俗名古明英，时年62岁，新都人氏，1940年在新都观音寺出家，1940年在新都宝光寺受戒，小学文化，时居金沙庵。

惟性，俗名曾建英，时年62岁，新都人氏，1932年在新都河西寺出家，1935年在新都宝光寺受戒，小学文化，时居金沙庵。

心明，俗名刘意宗，时年72岁，广汉人氏，广汉兴隆乡兴隆寺出家，1930年在昭觉寺受戒，小学文化，时居广汉兴隆寺

古明，俗名田力君，时年32岁，东北人氏，1964年在北徵（镇）县崇宁寺出家，1981年在五台山受戒，高小文化，时居北徵（镇）县崇宁寺。

普如，俗名刘智明，时年54岁，芮城人氏，1944年在终南山悟真寺出家，1946年在西安卧龙寺受戒，初中文化，时居北京后车胡同22号。

唯参，俗名周春琴，时年26岁，福建人氏，1981年在南京江浦松均庵出家，1981年在五台山受戒，初中文化，时居山西五台山南山寺。

广寿，俗名韦佩德，时年72岁，上海人氏，1945年在成都三义庙出家，1945年在广汉龙居寺受戒，小学文化，时居铁像寺。

普量，俗名王如友，时年62岁，广汉人氏，1932年在广汉观音寺出家，1945年在广汉龙居寺受戒，小学文化，时居铁像寺。

结语

自此次成都二部僧传戒后，四川、福建等地，相继举办了二部僧授戒，但并没有形成中国佛教界的共识和制度性安排。1993年，赵朴老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报告中，明确提出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六个建设”的具体要求，其中“教制建设”的提出，促进了教界大德进一步思考如何着手完善现有的佛教教务制度。随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教制工作委员会，对当前传戒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提上了议事日程。经反复研究，中国佛教协会自1994年统一管理传戒工作，加强和规范汉传佛教传授三坛大戒，1997年全面恢复二部僧授戒制度，并在《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传授比丘尼戒一律实行二部僧授戒制度。”这是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重大意义的事情，正式将二部僧传戒作为全国汉传佛教传授三坛大戒的统一安排，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二部僧授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