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民族报 李四龙 时间：2023-01-31
图片说明：福建泉州晋江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宋元泉州摩尼教传播的重要见证，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泉州在历史上因为有广泛的对外文化交往交流，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如今，在泉州留下的许多文化遗存，其中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的建筑与设施，反映出泉州一度汇集、融合了世界不同的宗教文化。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佛教：中国化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改变了中国人的宗教生活结构。一方面，中国佛教有其本土化的过程，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融入了许多佛教元素。有关两者的互动影响，研究成果很多，譬如著名学者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系统讨论了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的关系。
两汉之际佛教的入华，仅有历史叙事的象征意义。佛教真正意义上的在华传播，始于佛经的翻译与解释。这必须借用中国传统的思想概念，出现了佛教史上所谓的“格义”。从东汉晚期到东晋末年，经过了250年的佛经翻译，中国佛教逐渐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汉语佛教经典系统，并有相应的中国注释和讲经体例，乃至出现“汉语大藏经”，在隋唐时期陆续出现了中国佛教宗派。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华严宗等宗派，无论在理论框架上，还是在修行方法上，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大多彰显出儒家的核心价值。譬如，中国佛教高调宣扬“目连救母”等佛门的孝亲故事，到了宋代甚至还有禅师提出“孝为戒先”这样的口号。
以《隋书·经籍志》为例，略说佛教对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由于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人在隋唐之际的知识体系已有重大变化，集中表现为从《汉书·艺文志》的“六略”过渡到《隋书·经籍志》的“四部二录”。经史子集的分类法，主要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确立儒家经典的核心地位，把子书当作儒经的附庸，并把数术、方技这些实用知识归入子书。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大规模传播，佛教已嵌入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里。从中国宗教史的角度来看，《隋书·经籍志》重要之处是在“四部”之后附有道、佛两录，构成“四部二录”的知识体系：经部（十类）、史部（十三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三类），道经（四类）、佛经（十一类）。《汉书·艺文志》术数、方技类的重要性已明显下降，而整合各类方术并将之纳入神灵世界的道经，则在《隋书·经籍志》里得以单列在四部之后。“佛经”部分，展现了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的吸纳。更有意思的是，史部、子部还有一些佛教书籍，譬如僧传、僧人文集。也就是说，这些僧人的生平思想得到了中国主流社会的接纳。
若从《隋书·经籍志》所记的图书篇幅与传抄数量来看，佛教在当时具有超过儒家经典的广泛影响力。该书记载当时佛经有1950部、6198卷；道经有377部、1216卷；四部经传总共3127部、36708卷。佛教文献体量之大，可见一斑。该书还说，隋代“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由此可见，当时佛教的流传，已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知识结构。
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佛教宗派，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在分歧之中相互沟通，到唐代中期，三教合流已成定局，而到明代，这种思想成了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佛教变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形态之一。不仅如此，这些佛教宗派还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特别是在唐宋时期促成了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思想文化中心。
佛教在更深层次上的影响，还在于促成了新的风俗习惯。像浴佛节、腊八节等这些民俗节日，都与佛教信仰有关。农历四月初八是纪念佛陀降生的浴佛节，是佛教最重要的“圣诞节”。腊月八日是纪念释迦牟尼觉悟成佛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是佛教正式创立的纪念日，中国社会形成了喝腊八粥的习俗，因传说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前接受了牧羊女布施的粥。类似这样与佛教有关的节日和风俗，还有很多。佛教对民间日常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其重要原因是佛教有寺院。诚如汉学家许理和所言，佛教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同时还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僧伽（或译僧团）的传入。僧团包括出家人和在家信徒，但以出家人为主导，这使中国出现了专门供僧人修行的道场，即寺院。
除了佛教，中国历史上还有祆教、摩尼教、景教（也里可温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不一。国学大师陈垣在1917到1923年间写就著名的“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为中国历史上非主流的外来宗教研究开拓了全新的学术格局。
祆教：随粟特人皈依佛教后在中国消失
祆教、火祆教，俗称“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亦称“马兹达教”，约在公元前1000年起源于波斯，是古波斯的主流宗教。该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3年-前330年）被列为国教，到萨珊王朝重立祅教为国教，其影响波及中亚地区。现在很多人了解这个宗教，是因为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或《苏鲁支语录》。该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又称“查拉图斯特拉”，古译“苏鲁支”。
据专家考证，祆教创立后不久就传到了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一带，约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至于传入中原的时间，专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倾向于西晋末年，即3世纪末4世纪初随粟特商人传入。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皆有祀胡天的记载，“胡天”即指祆教崇拜的天神。唐高祖时，长安已有祆神庙。到唐武宗会昌灭佛（845年）时，祆教同时被灭。在中国流传的祆教已非正统的波斯祆教，而是掺杂了许多中亚民俗的祆教，近年在中国陆续出土了祆教徒的墓葬。但总体而言，祆教对中国主流社会的影响不大。
摩尼教：高度佛道教化和民间化
摩尼教，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混杂了祆教、犹太教、佛教、景教等的教义而成。这个宗教因为金庸武侠小说出现“明教”而为当代中国人熟悉。摩尼自命为“光明使者”，在得到波斯王沙普尔一世的皈依后，四处传教。但在这位国王去世以后，摩尼教立即遭到了打压，波斯境内全面恢复祅教。摩尼本人被捕入狱，相传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摩尼教徒只能四处流亡传教，该教缘此在中亚西域广泛流传。
法国人伯希和、沙畹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陈垣的《摩尼教入中国考》均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记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认为这是摩尼教入华的最早记录。这是摩尼教入华的文献记载，民间传入的时间还应提前。
该教传入中国以后，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因其“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即遭禁断。安史之乱（755年-762年）以后，唐朝请回纥出兵相助，回纥因此把他们的国教摩尼教带入中原，在唐朝广为传播，先后在长安、荆州、洪州、越州、扬州、太原府和河南府等地兴建摩尼寺。唐代宗曾给摩尼寺赐额“大云光明”，允许各州设立“大云光明寺”。唐武宗会昌灭佛，摩尼教同时被灭，从此转入地下，流入民间，渐以“明教”之名流传于世。如在温州，宋时有信奉明教的传统，到元代颇为盛行。在元代东南沿海地区（今福建、浙江两省），摩尼教还被称为“苏邻国之教”“苏邻法”。在福建泉州草庵，至今还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的大字石刻。2008年以来，在福建省霞浦县柏洋乡上万村发现大量宋元明清明教文献和文物。
景教：“广造奇器异巧”
景教，亦称大秦教，是早期基督宗教的异端聂斯托利派。景的意思是“大”“光明”，取《新约》光照之义。聂斯托利，古叙利亚人，428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但他主张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并未合于一位，玛利亚仅生育耶稣之体，乃纯人之母，不能被尊为“圣母”。431年，以弗所宗教大会把他的基督论判为异端，东罗马皇帝认可这个结论，435年聂斯托利被流放到埃及。他的信徒出逃波斯，得到波斯皇帝卑路斯的保护。约在498年前后，聂斯托利派在波斯成立完全独立的教会，并由波斯逐渐向东传教，以至中国。
该教最初被视为“波斯教”，后来更名“大秦教”。《唐会要》卷四十九“大秦寺”条记载：“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该教入华的历史研究，得益于约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据碑文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命房玄龄接待，并在京师建造大秦寺。
景教随商贸活动经由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历史上景教徒多擅经商，这也是他们与明清之际天主教会显著不同的地方。景教徒的传道方法类似后来的耶稣会士，他们往往拥有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借助希腊的医学医术，并有实际的治疗效果；同时“广造奇器异巧”，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唐武宗会昌灭佛时，殃及了景教。不过，景教一直在中亚一带流传。元朝对景教采取怀柔政策，其得以兴盛，但已改称“也里可温教”。
元代景教极盛之后归于衰亡，直到明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入华，基督宗教才再次进入中国。
伊斯兰教：全方位进行中国化的调整
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的称呼，唐宋时称“大食法”，元代称“回回教门”，明代又称“天方教”“回回教”，明清之际称“清真教”，清代以后称“回教”。该教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由穆罕默德于610年创立。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有多种说法，现大多采纳唐永徽二年（651年）传入的说法。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由中亚传入天山南路，逐渐传入中国北方，在甘肃、西安一带设立寺宇；另一条由大食从海路传入中国南方，在广州及沿海地区建立寺宇。
福建泉州清净寺。石建杭摄
在元代已有“回回遍天下”的说法，当时的伊斯兰教制度发生新的变化，由唐宋时期的“番坊制”，发展成为较完善的“三掌教制”。清真寺设三种不同的职务，教长（协调清真寺所有事务）、赞教（协助教长工作）、宣教（负责召唤穆斯林到清真寺按时礼拜），初步完成了从外来宗教到本土化宗教的转化过程。明代朝廷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较为包容，明末清初有一批穆斯林学者积极探索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北方兴起经堂教育，南方则以南京、苏州为中心，出现了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以儒诠经”，形成现在所说的“回儒”，主张“二元忠诚”，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王。这标志着伊斯兰教从制度、教义到教育方式都进行了中国化的调整。
犹太教与印度教
作为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源头的犹太教，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传播，但影响很小。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推测，犹太教可能在唐代已经入华。不过，在他看来，开封犹太族非宋以前所至；犹太族之见于汉文记载者，莫先于《元史》；“一赐乐业”之名，起于明中叶。
作为印度的主流宗教，印度教在中国的影响远不能与佛教相比，但也有不少的影响。印度教在中国建庙，始见于《唐大和上东征传》。唐天宝九年（750年），鉴真发现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著名学者黄心川的《印度教与中国文化》介绍了印度教传入中国的四条路线（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滇缅山路、尼泊尔山路），梳理了中国保存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史料和文物，认为印度教对道教、瑜伽术对气功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以上这些外来宗教的经历来看，凡能像佛教那样经历“华化”或“中国化”，就相对容易在中国扎根，否则难以存活，至少很难有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主动进行中国化的努力密不可分。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相信“殊途同归”，喜欢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而不喜欢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中国社会接受外来宗教的前提，是外来宗教能认同中国的本土文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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