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北省佛教协会 时间：2024-02-29
净慧长老对于中国现代佛教史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净慧长老
何建明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今年是净慧长老圆寂十周年，我们有机会在净慧长老晚年驻锡之地举办纪念活动，一方面是为了缅怀这位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高僧，另一方面也是通过纪念来传承和弘扬净慧长老为中国现代佛教的生存与发展所开辟的正信正知和正行的生活禅之路。
十年前的那一刻我记忆非常深刻：2013年4月20日中午时分，我与一起参加在普陀山佛学院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佛教院校学生论文联合发表会的道慈法师、湛如法师、圣凯法师、圆慈法师及杨曾文、魏道儒、杨维中等先生正在就餐，餐厅外下着大雨，湛如法师突然被人叫到外边，不久后又黯然失色地回到我身旁的座位，先悄声地对我说：“何老师，你们湖北的一位长老今天早上走了。”我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接着，他郑重地向在坐的各位宣布：“我们尊敬的净慧长老今天早上舍报于黄梅四祖寺。”本来谈笑风生的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可外边的雨下得更大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突然。唰唰的雨声，仿佛是老天爷也感受到了我们的悲伤。
我平生直接接触和请益的第一位僧人就是净慧长老。那是1995年12月6至8日在天津召开的中国宗教学会第四次会议暨“宗教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净慧长老代表佛教界参加了会议，并就人间佛教在当代的发展问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我因当时正在研究近现代人间佛教问题，加上他是湖北人，因此在当天晚上我就很冒昧地到他的房间打扰请教。他得知我是湖北人，又在研究太虚大师及清末民国佛教，非常高兴，勉励我要为中国现代佛教史的研究多作贡献，并就近百年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给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导建议。他非常希望我能够重视1949年以后的中国佛教，认为只有将近百年中国佛教当作一个整体，又能够深入钻研1949年以后的佛教历史，才能真正合理地把握近百年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这对于中国佛教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当时他还向我提到星云大师及其所开创的佛光山佛教事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我要同时关注台湾地区佛教在近几十年来的重要进展和独特贡献。这次向净慧长老的请益，加深了我对中国现代佛教史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几年前，我曾经建议我的博士生王佳以净慧长老与现代佛教为题做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她得到明海法师等诸多净慧长老的弟子和朋友们的大力帮助，终于完成了论文答辩，并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公开出版。我在该书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之所以要以净慧长老的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一，净慧长老是1949年以后大陆佛教每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主要亲历者和僧界弘法利生的杰出代表。他个人的历史是当代中国佛教史的一个缩影。研究中国当代佛教史和近百年中国现代佛教史，净慧长老及其佛教事业不仅是绕不开的主题，而且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净慧长老1947年出家，1951年到广东云门受戒，1952年成为虚云老和尚传法弟子，随后至1956年，他一直随侍虚老。1953年担任云门寺监院。1955年江西云居寺传戒担任引礼师。1956年成为中国佛学院创办后的第一届学僧并担任学僧会主席。1959年提前毕业成为中国佛学院第一届研究生。1962年因编辑《虚云和尚法汇续编》被批斗。1963年被补划为右派，先后到北京、广东和湖北等地参加劳动改造。1978年被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奉命重返北京参与中国佛教协会的恢复工作。1981年《法音》创办，并受赵朴老之托担任责任编辑，并开始协助赵朴老开展许多重要工作。1983-2002年担任《法音》主编。1982年增补为中国佛协理事；1987年当选为中国佛协常务理事；1988年受命筹建河北省佛教协会，并被选为会长；1992年主持柏林寺重建工作；1993年当选为中国佛协副会长；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3年10月应湖北黄梅、当阳有关部门邀请，任四祖寺和玉泉寺方丈。他先后在河北和湖北恢复、重建和新建寺院十余座，并创办和主持多所佛学院，为大陆地区佛教传统的恢复和振兴、青年僧伽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应该说，净慧长老从1947年出家到2013年辞世，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三年波澜曲折的历史，他所经历的佛教在大陆的历史，也构成了1949年来中国现代佛教史极为重要的一个缩影。
其二，净慧长老是近百年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事业的自觉继承者和杰出的推展者。太虚大师继惠能大师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之后明确提出“建设人间净土”的现代人间佛教理念。赵朴初先生自觉承继太虚大师的嘱托并根据1949年后大陆的现实处境提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爱国爱教口号，而净慧长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人间佛教思想，为大陆地区当代人间佛教的思想建设开辟了历史新境界。
其三，净慧长老也是虚云老和尚所接续和弘扬的中国禅宗法脉的主要传承者和重要推展者，他大力传续五宗法脉，积极复兴祖师道场，将中华禅宗传统创造性地融入现代人间佛教传统当中，为中国佛教现代化路径的成功探索树立了典范，谱写了中国现代佛教史在大陆的辉煌篇章。正如传印长老生前所说，净慧长老“创立、发展、实践、弘扬‘生活禅’理念”，“为禅在当代的传承、弘扬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对当代禅宗和人间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完）
何建明至今对第一次见到净慧长老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是在1995年12月，第四届中国宗教学年会暨“宗教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何建明有幸参会，在休息时间，他来到净慧长老下榻的宾馆拜访。
当年何建明刚三十之年，年轻气盛，“说话很冲”，席间他问道：“太虚大师‘人间佛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知正见正信正行’，但是我看到你的徒弟里面，好像有不少没有正知正见的，很迷信。”语气中带着质疑。
想不到净慧长老仍然不改温和态度，笑眯眯地回答说：“何老师啊，你想想看，如果那些信徒一开始就是‘正知正见正信正行’的话，那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法师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净慧长老当时的笑容和智慧让何建明至今难忘。
在此之前，何建明没有真正跟出家人打过交道。这一次见面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影响了他今后的研究方向。何建明当时在研究太虚大师和民国佛教，内心对太虚大师“非常崇拜”，而净慧长老当时也在极力弘扬“人间佛教”，他们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当得知何建明研究领域是近代佛教，净慧长老问：“你为什么不研究1949年以后的当代佛教呢？这个还没人研究，但是很重要，你知道吗？”
何建明回答，研究近代佛教可以查阅民国的档案和期刊，有很多资料，但是1949年之后的佛教资料缺乏。净慧长老则透露，他正在准备重印《现代佛学》，即巨赞法师1950年创刊的《现代佛学》，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成为佛协的会刊，1964年停刊。
净慧长老还嘱咐何建明“解放后几十年了，佛教这么多的曲折，现在又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你应该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这儿来，这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很有意义”。
因缘就此结下。何建明后来转向现当代佛教研究，计划在近年出版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现代佛教史》。在净慧长老圆寂之后，他着手编撰长老的“年谱长编”，并指导博士生做以“生活禅”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2016年3月，在净慧长老圆寂三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及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建明，接受本刊特约记者专访。
一、继承太虚大师和虚云老和尚的传统
Q
作为研究当代佛教的学者，您怎么评价净慧长老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的地位？
A 建国以来，中国佛教出了净慧长老这么一位高僧，很是难得。净慧长老继承了两个传统：一个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传统，另一个是虚云老和尚禅门修行的传统。1956年以后，他到中国佛学院读书，后来又读研究生，一直到60年代初期。当时在佛学院教他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如相继毕业于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的法尊、观空、正果及虞愚先生等，另外巨赞、明真，都是太虚大师的追随者。赵朴初先生也是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追随者。“文革”后，净慧长老回北京，就是巨赞和赵朴初两个人提议，因为他们知道他能够担当重任。
Q
您的意思是净慧长老除了继承虚云老和尚的禅门修行传统，更继承了太虚大师的知识修养和人间佛教传统？
A
对，佛门一定要走知识化的道路。传统社会里的修行人，譬如释迦牟尼佛，或者早期到中期的佛教中引领僧团的大德，都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这些人头脑非常清醒，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知道怎么去做，这就是佛法契理契机的传统。比如现在的台湾，60岁以下的这一批方丈、住持，基本上都是大专以上毕业的，许多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大专佛学夏令营、佛学社出来的人物，这批人的整体素质非常好。现在，佛教在台湾能形成一股很大的正能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净慧长老从太虚大师那里吸取了现代佛教的这一传统。所以他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当代佛教契理契机的思考》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太虚大师。他把太虚大师与道安、慧能并列，说，道安大师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慧能大师是佛教完成大众化的标志性人物，而太虚大师是把传统的佛教推向现代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不止一次地讲，中国佛教历史上这三个标志性人物非常重要，可见他对太虚大师的崇敬。 二、应机施教——与星云法师交流的启示
Q
净慧长老的思想在哪方面表现出他传承了太虚大师呢？
A
1949年以后的中国佛教主流，可以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以赵朴初等为代表的大陆人间佛教，一个是以印顺导师和星云法师等为代表的台湾人间佛教。
1983年正值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里，第一次提到了“人间佛教”这个词，之前大陆没人敢明确提倡。“人间佛教”是赵朴初直接继承太虚大师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太虚大师在1947年往生的前一个月，专门找赵朴初去玉佛寺见他，把刚出版不久的《人生佛教》这本书交给赵朴初，希望他能够传承和发扬下去。
Q
当代中国人间佛教的这两个系统之间有没有交流和影响？
A
1989年3、4月份，星云法师以“国际佛教协进会”的名义回到大陆来，从北京到西安，又从西安飞到重庆，从重庆沿江而下，经武汉到南京。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特别委托净慧长老代表他和中国佛教协会全程陪同。一路上他们有很多交流，到三峡的时候，星云法师提出来希望净慧长老为佛光山的刊物写一篇文章，谈谈此行的感想。
净慧长老很快就写了《应机施教与时代精神》一文，说星云法师此次大陆之行，“其意义和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有两点他体会最深。一是对促进两岸佛教交流影响深远，尤其是星云法师对大陆佛教界高级弘法人才的培养和国际交流、佛教事业的开展等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还广泛地与四众和文化界进行座谈、交流，并向青年知识界发表佛学讲演，这些对于大陆的弘法形式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积极意义。二是佛光山为振兴佛教文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他特别提到星云法师领导的佛光山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佛光山的事业”和“星云模式”。这是“星云模式人间佛教”的最早提法。
这次接待星云法师，对净慧长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北京以后，在赵朴初和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他在其负责编辑的《法音》杂志第七期的封面上，醒目地印上“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优良传统，启迪智慧，净化人生”的标语，一直沿用至今。这应该说是当代大陆佛教第一次明确地积极弘扬太虚大师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2002年，扶风法门寺佛指舍利到台湾巡展，净慧长老又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主要代表护送佛指舍利到台湾去，与星云法师有缘再次面对面接触。净慧长老陪同星云法师之后曾感慨地说：“佛教还可以这样经营的。”净慧长老1988年开始接手柏林禅寺，1992年开始建殿，1993年开始夏令营，其实与佛光山和台湾人间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三、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净慧长老的独特贡献
Q
但是净慧长老后来重建道场和弘扬佛法的模式，和佛光山的模式不完全一样。
A这正是净慧长老特别有智慧的地方。大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肯定与台湾有不同，但是，经过几十年曲折人生的磨练，加上长期在朴老身边工作，他已经培养出如何在大陆弘扬人间佛教的智慧。净慧长老对佛陀以来至太虚大师所形成的佛教优良传统，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的历史自觉。
他继承了现代人间佛教传统，积极开展各种佛教文化、教育、学术和国际化活动。佛光山和台湾许多道场早在几十年前就举办佛教文化夏令营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台湾佛教界的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净慧长老1989年见到星云法师，1993年开始做生活禅夏令营。
Q
那么复建柏林禅寺和后来的四祖寺都是受了星云法师的影响？
A
不能完全这样去理解，但星云法师领导的佛光山和台湾其他许多道场的人间佛教事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他在结识星云法师之前，已经接受太虚大师现代人间佛教的一套系统了，星云法师如果跟太虚大师系统不一致，我估计净慧长老也不会接受，比如净慧长老到日本去，就没有学日本佛教模式。当年太虚大师领导佛教革新运动，就非常反对中国佛教像日本佛教那样变成完全的在家佛教。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后赵朴老和法尊、巨赞等许多中国高僧大德的态度都是很明确的。
Q
他自己独特的地方在哪儿呢？
A 生活禅就很独特。台湾地区的人间佛教虽然发展得很充分，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有理论性和标志性的口号。净慧长老很明确地提出了“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八个字，这是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以来，继赵朴初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的口号。这是他对近百年来中国现代佛教的一个重要贡献。 赵朴初提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适应改革开放以后大陆的政情、社情和民情的一种历史自觉。“庄严国土”就是要爱国，“利乐有情”就是佛教的菩萨道。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号召佛教界积极参加救国活动，实现在救国中救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爱国爱教。
太虚大师自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并提出著名的人生佛教主张：“仰止唯佛陀，成佛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太虚大师认为人生佛教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人间净土”。“建立人间净土”其实就是“人间佛教”。在他看来佛教主要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只有把每个人的人生问题解决了，才能实现人间净土。所以他不经常讲“人间佛教”，而是提倡“人生佛教”。他最后一本书就叫《人生佛教》，而不叫《人间佛教》。他强调佛教只有落实到人生层面才是最重要的，而社会上的很多事情不是佛教所能解决。佛教只能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的问题最后是人心的问题，所以人生佛教的目标是“建立人间净土”。
Q
上世纪九十年代复建柏林禅寺的时候，净慧长老已经六十岁了，他也是一生坎坷，又曾经被打成右派，看他人生的最后几十年，真的是“奉献人生”。
A这不仅仅是他的法身慧命，他的整个生命也是佛教的。到了那个年龄，他真正地做到了理事圆融，把他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如何报答佛恩？作为一个出家僧人，必须有自己的道场，有自己的传法系统，这是中国佛教很重要的传统。
他从小的经历对他一生影响很大。据说他出身于一个并不是很穷困的大家庭，他上面有哥哥，后边还有弟弟妹妹，但他只有一岁半大就被遗弃了，是被当地一家尼庵的两个比丘尼收养的。后来除了被打成右派劳改的那些年，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寺院生活。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极深的印记。
Q
他曾经在一篇自序中这样叙述自己：“我自小就生活在尼庵中，养成了一生中逆来顺受，柔弱无刚的性格。我的为人做事，写事作文，大致上也是如此。”读来悲凉。他曾经受不公正的待遇，但明海法师说他从来没有过抱怨，不是强忍，是真的没有。
A对，正因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能够看得破，他从来不争论，当别人说他什么坏话，遇到很多事情，他从来不去辩解。这种身世其实决定了他对佛法的理解，是有一种痛彻的感觉。对于他来说，佛法已经熔铸他全部的生命。他被两个尼师领养了以后，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他的生命跟佛法是完全融为一体的。
所以，柏林禅寺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有了这个道场，他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四、继往开来，把净慧长老的传统光大下去
Q
他为什么后来去湖北呢？
A他生在湖北，受难在湖北，也有落叶归根的意思。他一直有湖北情结。2002年前后他接受湖北方面的邀请，去重振当阳玉泉寺。改革开放以后，湖北的佛教较之全国许多地方来说还比较落后，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心结。我多次听他讲过，希望湖北佛教发展得好一些。他到湖北先后担任当阳玉泉寺、黄梅四祖寺的方丈，将这两个寺院重振起来，后来又相继恢复和重建了襄阳和黄梅的其他4个道场，并在离世前半年帮助接收了黄梅五祖寺。他接收这些道场，并不是为了当方丈或住持，而是要将它们振兴或恢复起来。一旦实现目的，他就辞退方丈职位，让年轻人来担当重任。四祖寺原本是本焕老和尚重建的，他接手后又经过了大的修缮和扩建，面貌一新，原来打算恢复之后还给本老，后来本老也力不从心接手管理，净慧长老就只好让明基法师代替他来住持。
Q
净慧长老取得的成就引人瞩目。
A这有几个因素。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国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成绩就十分优秀，并担任了学僧会主席。他从小就聪明，爱学习，道场里送他上了几年正规的私塾，既有旧学的底子，也接受了系统的新式高等僧教育。赵朴老很了解他，当然也很器重他，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调他到中国佛教协会，主要是协助他创办和编辑出版佛协刊物《法音》。
Q
您怎么看净慧长老开创和遗留的这些道场的未来？
A净慧长老当然无意将这些道场建成佛光山模式或其他模式。他的弟子们可以他作为精神领袖，每年定期举办纪念活动，将他所开创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弘法传统继承和光大下去。许多道场很羡慕净慧长老有那么多高素质的弟子传人。净慧长老所开创的“觉悟人生、奉献人生”的“生活禅”系统，能够展现大陆佛教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要求，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契理契机的弘法形式。他的弟子和法脉传承人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每天只是参禅打坐，那不是他的目标，也不是太虚大师的目标，当然也不是佛陀的目标。我相信净慧长老和佛陀、太虚大师、虚云老和尚等一样，都是希望后继者通过学佛，把自己的智慧和悲心开发出来，化为济世的实际行动，造福于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