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明心書斎 2024年09月03日
2024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纪念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Victory Memorial Day for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设立的纪念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发出通告，确定抗日战争胜利日为9月3日。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界人士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爱国、护国的信念，他们的壮举不仅体现了佛教徒的慈悲与智慧，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决心和勇气。
佛教四众弟子展现的坚定的民族立场和爱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抗日战争中究竟有多少佛教徒走上战场，保国杀敌，是难以统计的。何腾先生在《上马杀贼下马念佛——追忆中国佛教徒的抗日壮举》一书中写到：
一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受“不抵抗”政策和中日间媾和协定的影响，佛教刊物不会公开登载这样的抗日内容，甚至连日本的名字也经常不明确点到；
二是全面抗战后，战事十分惨烈，中国失地迅速，除了四川，战区很多资料多经战火难以保留；
三是被占领区僧众参军杀敌多处于地下活动和敌后游击的性质，也不太可能暴露；
四是民国很多佛教期刊受战火影响，多数在全面抗战后不到一年就基本停刊，即或没有停刊的，其本身也不可能过多描述战斗的场面，特别是不会描述佛教徒战斗杀人的场面。所以，国民党统治区有关资料星星点点，反倒是在八路军控制的边区政权和新四军转战的区域留下了一些记载。
2015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何腾先生所著的《上马杀贼下马念佛——追忆中国佛教徒的抗日壮举》一书。【这本书在京东上可以买到，建议大家买一本收藏、研究、学习】何腾是中共党员，四川三台人。清华大学法律硕士，四川大学历史学博士。1995年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毕业后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从事新闻宣传、院领导秘书、纪检监察和司法巡查工作。
以下章节节录自《上马杀贼下马念佛——追忆中国佛教徒的抗日壮举》一书。
坦率地讲，过去一些研究引用的资料也不够严谨，比如有的引用了山东招远陈言忠的“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说“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一次战役后队伍被击溃，余部由王先春率领投奔八路军”，其实这并不是一支僧军，这最初只是招远地区一个由“皈一门”道兄道弟，在陈家庄利用佛教名义，秘密筹划成立的农民抗捐组织，后来才基于爱国热情而投奔了八路军。
据战后僧侣回忆，虽然当时军训令规定，除非僧侣自愿，可以不“参加战斗序列”，但青年僧众同仇敌忾之心不可遏止，爱国情绪十分高涨，参军踊跃，如火如茶，最早记录是四川4名僧侣自愿到前线参军杀敌。1939年6至7月大竹县僧伽独立救护训练队经一个月的培训毕业后，空相、达礼、身俊、圣修等四人于7月19日志愿启程到前线杀敌，首开了当地志愿兵投效战场的先河，受到了该县各机关和学校的盛大欢送。
1942年9月成都青年僧人智能法师“愿奋金刚之体，展大雄之力，向军政当局请缨杀敌”。巴县役政当局1942年到大学征兵时，有光明，海芳两位比丘尼前往报名，并当即卸妆入伍，被民众称赞为“报效祖国，难能可贵”。
此外，1942年1月留缅中国青年僧六人，因痛恨日军狂施滥炸，不仅天天念经诅咒，还回国参加空军作战。当其入营时发愿云，“不降服魔军，誓不生还，真所谓现将军身而行佛事”。
1944年，因蒋介石高呼“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组织十万知识青年军，以充作配合盟军总反攻的劲旅，国民党统治区佛教徒再次掀起从军高潮。佛教老人方鑑居士，曾皈依太虚法师，当时已经94岁，但自觉精力甚丰，听到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倍感兴奋，特地从成都专程赶到重庆请缨，“以尽佛子一份报国之忧”，其雄心气概可以说不减于老黄忠。
著名的陕西寂园康寄遥居士，为尽佛教徒报国之志，特遣其服务于陕西省赈济会第五子天序及儿媳刘淑芳联袂从军，“实开该省伉俪从军之先锋，亦佛教徒报国之夫妻”。
北碚汉藏教理院学僧慈能、果全等10余名法师报名从军，并通电全国各佛学院学僧继续参加抗战建国。重庆罗汉寺僧和昆明西山寺僧也有报名从军。
谛闲法师的高足显明法师和什邡罗汉寺华西佛学院“又有十余名学僧从军”，重庆班禅大师办公处护卫数人也自愿从军。【编者按：根据什邡市党史市志记载，什邡罗汉寺华西佛学院参加孙立人将军滇缅远征军的一共有51人，全部战死沙场。为了纪念这些抗日先烈，什邡罗汉寺在寺内建塔纪念。什邡罗汉寺就是在汶川地震中，让108个产妇在寺内诞下108个新生儿的寺院。】
除了参加国民党军，还有参加新四军和八路军，以及自发组织或参加游击队的僧侣。1937年7月31日，南岳大庙圣帝殿、祝融峰老圣殿、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等各寺庙的僧侣集议，聘请湖南省国术馆国术专家前来南岳教习武术，9月中旬，南岳各寺庙的僧人编成10个大刀队，苦练本领，准备上阵杀敌，后来在叶剑英和巨赞、演文法师的帮助下，这些僧侣被编入新四军。在晋察冀根据地，五台山所有青黄寺庙中参加八路军的汉藏蒙三族僧侣高达数百人，菩萨顶等处藏传佛教30余僧人专门被编入了二分区四团的“僧人连”，1938年五台山僧军共分二支，一支队从事于敌军后方之游击战，另一支则从事于救济事业，统率指挥者多为蒙古活佛，北平、天津、张家口的僧侣也不辞跋涉，前往参加五台山的僧侣队以从事抗战工作。
周总理为巨赞法师题词：上马杀贼 下马学佛
遗憾的是从民国佛教期刊中很少发现有关僧侣在正面战场上的杀敌记录。但对于游击战争还有一些战斗记载。比如，江苏宜兴化城寺20余名僧众在游击战斗中全部牺牲。1938年江苏宜兴龙池山恒海老和尚自己领导了游击部队，不断骚扰打击日寇，后战至弹尽粮绝，投水自杀。湖南僧侣普遍参加了游击队，作战十分勇猛，不愧“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美誉，1944年长沙三次大战中，他们“白天是僧人，晚上做战士”，荒郊古寺成为了游击队的大本营，许多僧人都担任了游击队长，普忠法师、克禅法师还担任了衡阳西乡游击中队长，其中双峰寺某沙弥在高台寺前与敌人相遇，毫不犹豫地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数名敌军同归于尽，“塚今尤存寺侧，与庵松同其千秋”。
五台山僧侣的抗日游击颇为活跃。五台山是中国北部僧众数量最多也最为集中的地区。他们平时修行持戒，非常庄严，不但不许伤人性命，连最小的蚂蚁苍蝇也不敢伤害。但到抗战，他们却认为，国家都亡了，还说什么佛教不佛教，和尚不和尚?于是组织了全山汉藏蒙三族抗日僧众自卫队。在晋察冀边区成立后，许多僧众主动找到八路军，要求参战杀敌。其中最著名的是人空法师。他在武昌佛学院读过书，受过新佛教的洗礼。日寇入侵后，他依据在文殊菩萨面前，舍掉小乘戒，发愿救国救民，然后到聂荣臻司令部去请战。聂帅见他英勇有为，任命他做第三支游击队队长。1939年春他指挥僧众队伍反攻五寨，舍身亡命击溃日伪。人空法师的游击队在晋东北和敌人作战五十几次，苦战一年多的结果，收复了三十三县的地方。聂荣臻后又升任他为总队团长，下令把从风陵渡到河曲县上千里地方十余个县的小组游击队全由他统领。在任命庆祝会上，请他畅谈行菩萨道的“杀人法”，听众均深受鼓舞：我曾在太虚法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学过弥勒菩萨所说的瑜伽菩萨戒，有这样一段“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或复欲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或复欲造多无间业，见是事已……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落迦，如其不断，无间业成，当受大苦，我宁杀彼堕那落迦，终不令其受无间苦，如是菩萨……于彼众生，以善心或无记心……以怜悯心而断彼命，于菩萨戒无所违犯，多生功德”，日本就是大贼寇造无间地狱，我们杀了他功德无量。
从军僧侣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参加地下情报工作。1938年北平僧侣释理妙不满日本侵占华北，放弃了可以养尊处优的北平广济寺生活，千难万苦从福建、广东绕道回到湖南，找到巨赞法师，要求进入南岳华严研究社听讲，并说，“目的是想在抗战建国生意充满的新的田园、新的天地里面从事于佛学的深造”，虽然他已进过两三个佛学院，而且该社招生额满，但爱国经历十分感人，巨赞法师感到无可推托，无条件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后来理妙法师参加了佛教青年团，积极努力地投身抗日工作，1939年他被派赴湘北做地下情报工作，长沙初次会战时在岳阳附近被日寇抓捕，威逼利诱，皆不为动，1940年9月14日年仅29岁的他遭到日军毒刑，被剜去双眼、割掉双耳和舌根，又开膛破肚，活活被折磨死去，“备极人间之惨”。
此外，许多地下工作机构多设在佛教寺庙之中，也为僧众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机会。比如，安庆迎江寺的本僧法师除自己参加地下工作外，还供养所有驻扎在庙的国民党情报人员，这批僧俗结合的情报人员为重庆中美混合空军大队轰炸安庆日军补给线一直提供着准确的情报。南京通济门外龙华寺僧参加情报工作被日军发现后全部捐躯。杭州香国寺某僧的情报员身份暴露后被日军警犬活活咬死。五台山南山寺僧胡南山，1944年5月因打入敌人内部去做五台山警备队起义工作而身份暴露，被日军拷问，他始终没有揭发一人，遭到割耳割舍，最后被绑在火炉上活活烧烤而死。
佛教徒舍身杀敌的史迹虽然斑驳零落，但依然如苍穹中熹微的星光，宁静优美而震撼人心。一些僧尼在沙场上当即往生极乐国土，一些在战后离开沙场重回清虚，还有一些从此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解放和国家振兴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五台山僧众中，除已经提到了和暂时无法被人记起的，从军后未归庙而将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的有：然易、赵廉、赵之仁、悟全、素静、怡寿、海雁、悲庆、灵庆、灵山、海如、赵玉泉、慈永、悲琢、灵岐、马福元、全喜、谌如、昌静、含坚、白喜贵、常增、白天才。
许多佛教徒是毅然决然地脱下了袈裟，披上了战袍，走上了前线。所以说，僧尼从军还是比较积极的。这一方面从本研究的下一章所要涉及的参加战地救护的组织、人数和作用可以看得出来。另外，即或民国佛教期刊记录得很少，但还是存留了一些线索。
从以上可以看出，与近些年在网络上甚嚣尘上的弥天大谎“盛世和尚下山敛财,乱世道士下山救世”完全不同的是，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是足以彪炳史册的。历史不容抹杀，英雄不能忘记。
笔者建议全国各地的佛教人士，多留意收集本地的佛教界抗战史料，要让这些历史被后人永远铭记。
谨以此文，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佛教界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