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佛教民间外交路在何方?

来源:觉悟号 2024年12月04日

黄夏年:佛教民间外交路在何方?

2024年11月23日,由福建省佛教协会主办,厦门市佛教协会、厦门鸿山寺承办的“中华一家 从心出发”第二届侨僧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厦门鸿山寺隆重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黄夏年教授在“侨僧文化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的学术演讲,黄夏年教授在论文中系统阐述了佛教民间外交的发展,提出现在我们重新进入了盛世,中国大国佛教民间外交再次有了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遇,充分利用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十愿网编发如下:

黄夏年:佛教民间外交路在何方?

进入21世纪,中国逐渐担当起大国的责任和发挥着大国的影响。在西方遭遇金融危机、次贷风波而动荡不安之时,中国经济仍在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现在时逢盛世,中国佛教也步入黄金时代。可以这样说,中国大国的佛教正在崛起。当年的鉴真“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我们是不是还会有鉴真大师这样的人物,以无比的勇气和毅力,发扬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将佛教再度传出国门,开启新的天地?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宗教的功能上看,宗教有着对外宣教和文化交流的扩张需求。二千年来,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乃至其它宗教都具备这种功能与要求。

其次从历史的回顾来看,中国佛教始终把民间外交作为其重要功能之一,始终没有离开这一点。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传入周边国家,无不遵循着这个发展规律,并且尽量把这个功能发挥到极点,让佛教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以佛法弘化各地,让佛教走入人间,是整个佛教界的任务,也是中国佛教僧人毕生努力的目标。

第三从宗教之间的内外竞争来看,宗教间既有竞争,也有对话。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各大宗教界,对话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教内教外人士都意识到,只有对话才能保持各自的宗教和平与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宗教的民间外交无疑对宗教对话有着重要作用。

第四从大国发展的需要来看,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影响,必然会伴有文化的输出,这点已为历史证明。从唐代盛世开始,中国佛教民间外交开始转型,中国开始成为佛教输出国。

如今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历史的经验提示我们,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佛教同样也已具备了向外输出的实力。

当前中国佛教的现状是各地的佛教发展普遍看好,特别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与佛教影响较大的地方,佛教经济已经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像少林寺、四大名山等地,因为旅游经济的拉动,推动了地方GDP的提升,带动了佛教信仰的发展。许多地方政府都看好佛教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佛教寺院经济也得到了增长,成为具有经济实力的实体。

中国佛教界一些寺院已经开始自觉把眼光转向了国外某些地区与国家。积极走出国门,向国外发展,正在成为当前中国佛教界的潜流,并且呈现出扩大趋势。以 2011 年为例,我国佛教界将眼光投向世界佛教界的寺院就有:

(一)、 深圳弘法寺接手管理尼泊尔中华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已于 2011 年 3 月底在中华寺升座,中华寺成为弘法寺在尼泊尔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弘法基地。

(二)、广东博罗县礼佛禅寺接手管理印度菩提伽耶的中华寺,礼佛禅寺的日照大和尚已于 2011 年 11 月在印度升座,印度中华寺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界的一个重要道场。

(三)、广东四会六祖寺大愿法师和柬埔寨、越南、泰国佛教界等一起于 2011 年 11 月在吴哥举办了首届“亚洲佛教文化节”。参加这次文化节的人说,这次活动规模有与世界佛教文化论坛拍板的感觉。而且在文化节期间,各国佛教界人士还决定,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第二届文化节定在越南,第三届文化节定在斯里兰卡。各国代表还召开筹备会,决定建立“世界佛教文化交流联盟”,办事处预设在香港。这次活动,明显是打佛教民间牌,也是各国佛教民间外交的尝试。

(四)、2011年中国佛教协会在缅甸举行了北京灵光寺佛牙奉幸瞻礼活动,这是继 1961 年在缅甸展出之后,五十年后再次举办的中缅佛教界最高级别的交流。

(五)、2011年12月5日,中佛协副秘书长、中佛协居士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阳明山万寿寺方丈延藏法师在京应约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苏尔坦·艾哈迈德·巴辛阁下及其夫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孟什·法亚兹·艾哈麦德阁下及其夫人,柬埔寨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凯·西索达阁下,马来西亚驻华公使巴拉·詹德兰·塔尔曼阁下,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策登扎布·苏赫巴特尔阁下,缅甸联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吴丁乌阁下,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兰杰特·乌杨高达阁下及其夫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坦卡·普拉萨德·卡尔基阁下及其夫人,驻华公使那拉彦·德芙·潘特先生等会谈与晚宴。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公共外交事务领域内继续巩固传统友谊,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等相关事宜上进行不定期非正式接触性会谈。

以上五则是 2011 年中国佛教界在对外交流中发生的影响较大与较为典型的事例,虽然在中国佛教里这样事情还不算多,但象征意义明显,说明中国佛教界主动向外拓展的意识已经形成。特别是在延藏方丈的座谈会上,专门强调了“公共外交事务领域”,这实际上充分肯定了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与重要性,会谈中提到的“传统友谊,促进文化交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为当代佛教民间外交定了调子,也是以后佛教民间外交的努力方向。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活动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多年前,少林寺就已经给中国佛教界做出了榜样。迄今为止,少林寺以其特殊的影响力与少林武功的魅力,在国外开设了数十座分院。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功夫”这一词汇已经成为中国在国外的文化名片,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片《功夫熊猫》甚至被认为是一部“好莱坞向中国致敬”的影片。

黄夏年:佛教民间外交路在何方?

佛教民间外交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对外交流的方式,但在它的背后则反映了传统宗教的深切诉求。如今这种诉求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日、韩三国均是大乘佛教信仰的国家,中国是日韩两国佛教的源头,佛教作为日韩两国的传统宗教,通过佛教民间外交的联系,在共同擎起传统宗教旗帜下,对三国之间的关系必有所促进。

因此,在当前国际形势纷纭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小看传统的佛教民间外交所起的作用。

随着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大国地位产生,庞大的中国市场与大国佛教对亚洲各国的旅游市场与信仰市场可以带来巨大利益,各国政府都对佛教的深度开发看好,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吸引众多中国客人。尼泊尔是释迦牟尼佛的家乡,佛教旅游是尼泊尔旅游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说“总部位于北京前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15日宣布,将投资30亿美元在尼泊尔建设‘特别开发区’,把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蓝毗尼打造成集旅游、朝圣和教育为一体的宗教中心。这一计划受到尼泊尔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此外,泰国、印尼、柬埔寨、缅甸与斯里兰卡等国也在致力佛教发展,这除了与传统的佛教信仰有关之外,吸引中国游客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佛教徒涌入这些国家,很多都是出家的僧侣,他们除了谒拜佛教圣地之外,还可以寻找双边文化交流合作的项目,佛教民间外交传统正在得到新的发扬,所有这些无疑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与中国佛教合作提供了极好机会。 

传统的世界佛教格局,是由以中国为中心的北传大乘佛教和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的南传佛教两部分组成的。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国佛教崛起,对整个世界佛教格局形成冲击,可以说正在改变世界佛教领导权的分配。特别是21世纪以来在中国召开世界佛教论坛,展现了中国大国佛教实力,对泰国佛教的世界佛教界中心地位无疑起到了摇憾作用,也给包括泰国在内的亚洲佛教国家带来了影响,表明中国大乘佛教推向世界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国佛教平台已经搭建,相关政策研究与应用需提上日程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宗教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佛教进入黄金时代的前提。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我国已经颁布了全国性的《宗教事务条例》,各省也分别颁布了各自的条例,以法规来管理宗教工作,形成全国性的网络条例,保证了宗教的正常发展。

但是,中国在近年发展迅速,国际化程度日深,大国佛教平台已经搭建,这对我们的政策研究与应用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现在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主要是针对大陆地区的宗教界人士与团体而制订的法规,对涉外特别是中国宗教界人士与境外和国外交往之规定并不具体,如《宗教事务条例》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广东省条例规定宗教团体享有的权利有:“进行宗教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开展宗教方面对外友好交往。”虽然这些原则已经制订,对宗教工作做了具体规定。但是对以寺院为单位,如何去指导对外交往所应该做的或享受的权利,以及要尽的义务尚缺乏更具体的规定。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用防范或反渗透的思维来做宗教工作,对宗教工作更多的是在强调要管理好内部,对佛教而言就是守土有责,把自己的山头守好。广东地区因为与外界接触很多,所以在条例中专门强调了宗教团体享受“开展宗教方面对外友好交往”的权利,而在很多省的条例中,这一条根本没有提到,说明我们还停留在原来已有的思维模式上。

黄夏年:佛教民间外交路在何方?

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佛教,需要我们改变工作思维。我们既要有防范意识,更要有开拓意识。思考大国佛教背景,我们可以増加一些新的工作元素,支持中国佛教走出去,对外宣传中国文化,充分利用佛教民间外交的传统,与各国人士广结善缘,鼓励以寺院为单位去国外发展,与外国的寺院结成友好单位,取得中国大乘佛教在世界佛教的话语权。佛教界一直把建造寺庙视为最大的功德,如果有条件的话,中国佛教界也还可以按照中国佛教的传统在别的国家建造下院,而建造中国寺庙的资金完全可以按照历史惯例由当地佛教僧侣自筹。

国家不用出钱,就可以在异域建成中国的寺院,真正把中国文化的根扎下来,这一切在今天中国大国、大国佛教的背景下,完全是可行的。

中国佛教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长处,这些都应该让世界了解,而了解的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已经非常有效,有成熟经验的民间外交模式。我们要把中华文明推广到世界,中国佛教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更加为世界了解,更何况佛教平台是我国传统文化里面最大的平台,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印度仅仅是佛陀创教的地方,印度政府就想在世界佛教里面“发声”,而我们现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教徒,有世界最优秀的佛教圣迹,有世界最成体系的汉译经典和藏译经典,有最完善的佛教寺院与组织。开展佛教民间外交是当代中国佛教的新动向,这既是在中国大国和大国佛教背景下出现的新情况,又是对传统佛教历史的继承与发展。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这是中国大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国佛教也会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把中国佛教的影响传递到域外,进而取得话语权,实现引导世界佛教发展潮流的最终目的。

既是大国佛教就要有大国风范,同时也要享受因大国佛教而带来的权利与话语,包括大国佛教的义务。有人曾经指出,中国大国,既要做经济大国,更要做文化大国,不能只做经济巨人,文化矮子。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佛教也有二千年历史,是北传大乘佛教的中心,我们没有理由跛着腿走路。当前中国佛教界向外发展的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此作为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崛起,取得世界佛教的话语权和领导地位,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方式之一进行尝试。这就提示我们,在当前大国佛教的前提与影响下,我们要充分利用佛教民间外交的优势,将中国文化尽可能的传递出去,在整个世界产生影响。

2011 年中国佛教民间外交的热烈攻势,已经说明我们无法阻挡正在佛教界里形成的走出去的趋势,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牢牢地把主动权抓在手中。但是,要完成这一新工作,追踪世界发展的趋势,凸显当代中国大乘佛教的特点,我们还有一些难点与盲点需要解决。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对大国佛教的定义再做定性,防止产生泡沫,造成国际上不好的影响。有关研究部门应该加紧调研,在大国佛教的框架下,认真研究佛教民间外交的可行性,中国佛教界是否能够真正承担向外宣传中国文化的使命。我们还可以在政策上做一些改进,给佛教民间外交开一些“口子”,或给予特例处理,特别是研究能不能以寺院为主体去进行外事交流。从研究部门的角度讲,要全面考察历史上佛教在民间外交的得与失之经验教训,尤其是考察有特点的范例。从外交部门的角度讲,要研究对方国家的法律,佛教民间外交的成功率有多少。从经济部门讲,要考虑如何防范寺院在经济方面产生的纠纷。从文化部门讲,要提出佛教民间外交的重点工作所在。从佛教界自身来讲,要努力培养外派人才,尤其是既懂外语,又懂法律,热心弘法的出家人。

适逢盛世,中国佛教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正在迈开大步前进。中华民族是永摧不毁的民族,中国佛教是不惧困难、与时俱进的宗教。以玄奘、鉴真等古来大德的中国文化传承者,他们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是佛教界学习的榜样。他们为了将中国佛教与文化传到海外,不辞艰辛,克服万难,实践了佛教民间外交的责任,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这种精神已经超越了佛教,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盛世大国佛教的背景,给中国佛教界提供了新契机。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之一的佛教,不仅能够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而且还应为我国的民间外交与宣传中国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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