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净慧长老示寂十周年专题 | 生活禅的性格

来源：柏林禅寺时间：2023-04-19

“生活禅”之强调“生活”虽然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它更多是指示了修行的战略方向，因而能够含摄所有禅修法门。它更指明，如果“信得及”，日常生活的一切责任与义务都能具足菩提道的功德。

“佛教应该中国化，当时师倡生活禅。孤明独发卅年后，浩浩知音满大千。”这是2021年先师净慧长老诞辰我写下的感怀诗。长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即以中国化史观看待中国佛教的历史流变。他认为：道安大师、慧能大师、太虚大师为历史上推动佛教中国化的三座里程碑。其中，太虚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是中国佛教在近现代回应时代挑战、社会变革的战略指导思想，也是佛教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继承发扬并不断推进拓展的智慧传承。长老于旧中国出家，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与变革，在改革开放后洞察时代因缘，精进不懈地探索佛教在全新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不断中国化的道路，提倡并大力推行生活禅。

生活禅，既有源自虚云老和尚亲传的中华禅的智慧，也继承了太虚大师、赵朴初居士人间佛教思想的精髓，是当代佛教中国化实践进程中的最新成果。本人自1990年亲近长老，随后于柏林禅寺披剃，有幸参与长老中兴赵州祖庭、提倡弘扬生活禅等诸多大事因缘，亲承謦欬，濡染法味，何其有幸！下面拟从三个方面浅论生活禅的性格。

一

长老生前多次强调，生活禅不是中华祖师禅传承之外的标新立异，而是对祖师禅“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禅风的提倡，是对祖师禅生活品格的回归。它立足当下、直面生活认识自心安身立命的方法论与祖师禅同源同脉。“禅”而冠以“生活”，不是想另立门庭，而正是要回归祖师禅的本怀，回归禅融入生活后的灵动活泼、天机妙趣。长老在《生活禅开题》中列举天皇道悟、大珠慧海等多位古代禅师的开示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以太虚大师为首的高僧大德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时也反复强调，关注人生、关怀人生是佛陀说法的本怀。在许多宗教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后来者总会通过提醒并引导人们溯源初心、回归古典本义来实现教法和思想的复兴，这似乎是人类文明传承史上的一种规律。生活禅正是以传统中华禅为自己的精神源头，而处处强调“生活”以矫正人们的偏差。这可称为生活禅的古典性格。

生活禅倡导者净慧长老曾亲侍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尽得祖师禅真趣并获禅宗五家法脉传承。他在日常生活中随方就圆、即物发凡开导信徒的教学风格，正是古代禅德“直指人心”的生动再现。同时他也极其重视源自达摩祖师的“藉教悟宗”传统，先后编印了《禅宗七经》《在家教徒必读经典》（一、二）等经典读本。让古典文本成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源头活水，其关键在于阐释和解读的方法论。中华禅的祖师们一向即有自宗独特的“解经”法。百丈禅师说：“夫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宛转归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鉴觉自性。”（《百丈广录》）将佛言祖语“宛转归就自己”，在当下心性的本位上消化还原，也正是生活禅所提倡的“回归当下”“融入生活”的解经方法。佛陀和祖师的教法当它们还停留在文本上的时候可以说是沉睡着的，但当它们和生活、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情境发生联结时，就会被唤醒被激活，就会显示出转化烦恼、净化生活的生命力。生活禅之强调“生活”，其首要意义正在于指示了一种阐释古典文本的方法，一种对待佛祖言教的全新态度。在这种方法和态度下，“生活禅”成为一把打开佛陀、祖师教法宝藏的钥匙。

有此钥匙在手，来自佛陀、来自中国历代祖师的教言，遂一变而为当代人可以直接受用的精神养料，而我们忙碌、烦扰的生活也由此开启了回归觉性、实现终极价值的历程。

太虚大师曾将汉传佛教的独特个性概括为“本佛、宗经、博约、重行”，其中“重行”或被论者视为传统儒学“实用理性”在佛教中的体现。然而，如果回归佛陀说法本怀，重实践重落实，恰恰应该就是体现佛教社会关怀、众生本位的应有之义。生活禅的古典性格也正是佛教的实践性格。

二

净慧长老1933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新洲一户农家，因家贫一岁半即被父母送入寺院，后来在一尼庵由两位尼师抚养长大，十四岁至武昌卓刀泉寺正式拜师落发出家。长老早年成长于旧中国社会的底层，对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1951年到云门寺后适逢土改，长老和云门寺其他僧众一起开荒垦地，自食其力，过着农禅并重的艰苦生活。这些经历都使他对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有了最感性最直接的了解。

佛教僧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进入僧团后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这个身份从内在的思想观念到外在的社会责任都有迥异于其他身份的特殊性，这就是所谓“僧格”。僧格依佛陀戒定慧三学熏习训练而成，它既有少欲知足、摒弃尘俗的超拔，又有传承教法、广利人群的担当，是两种绝然相反心理动力的统一。每一个具体的僧人一定都是历史的、独特的，他一定有他所从来的社会阶层、生活阅历等诸多旧痕，同时他又不断地在僧团中接受着佛陀教法对他人格的改造与重塑。这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他的人格会经历蜕变与重构。他看世界的方式，他的情感方式、价值追求乃至意志力的导向、行为习惯等，都将依佛陀三学的输入内化发生调整与改观。这其中仍然存在着两种相反并相成的心理动力：以出离心催生的自我觉醒与净化，达成离缚的自在、自由；与其他众生的联结、互动与融入，达成利他的责任、担当。在陶育僧格的戒律体系中，出家人的无产、少欲、托钵乞食等戒律生活既能促成“僧格”中遗世独立、无所依凭的自强，又能使僧众每日与社会大众保持紧密的联系而避免滋生“特权意识”，成为“特权阶层”。遗憾的是，这种彻底的戒律生活制度历史上并未在中国完全施行。与古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丛林制度中虽也有农禅并举的传统，但如果寺院田产广大，就只能雇农民耕种，僧众坐收田租。依僧格养成的心理规律，这种情形并不利于僧众的健康成长，也易引生社会大众对僧团的隔膜与疏远。可以说这始终是传统汉传佛教制度层面的一个隐忧。

1963年长老在中国佛学院被补划为“右派”后，先后在北京大兴、广东乳源的国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1969年又被遣送回湖北老家的乡村监督劳动。前后十五年的劳动改造经历虽然是命运降临到他身上的打击，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全面直接地体验了基层大众的劳动生活，因而在思想感情的深处和劳动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对此，他有着强烈的自觉：“尽管我最好的时间，是在这个15年度过了，但是从人生的经历来讲，这15年呢，我现在还在受用。我能够有现在这样一种胸怀，能够有现在这样一个体魄，对各种事情有一定的经验，都是这15年当中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也很感谢这15年。”（录音《云水旧踪——净慧老和尚访谈》）

上世纪五十年代僧众在田间劳动场景

长老要感谢这15年的尚不仅于此，待他到河北落实宗教政策、修复祖庭、弘法利众后，一种发乎本心的大众思维、大众性格就自然表现在他所提倡的生活禅和种种利他事业上。

九十年代初在启动柏林禅寺修复工程时，长老就提出“四个大众”作为建设寺院、经办一切事业的指导思想：“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因此筹集建寺功德款时，贫者富者，平等对待，来者不拒，重在参与。信众到寺院参加活动，每日食宿费10元，几十年不变。自1996年起寺院不收门票，原因是：群众出钱修复的寺院，来寺院是回家，收门票不合理。也因为这种民本情怀，长老经常教导寺院僧众要勤俭节约，杜绝浪费，不要小看那些老太婆信众从怀里掏出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包后送来的那五块钱供养。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起来后佛教界某些世俗化、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保持着高度警觉并公开表示批评：“目前佛教界有四种‘气’极为严重，极为普遍。这四种‘气’是什么呢？第一是俗气，俗不可耐的俗，俗气；第二是阔气，什么东西都要阔气，什么东西都要名牌，阔气；第三是官气，当了会长，当了官，当了方丈，当了官，当了班首执事，当了官，官气；最后是霸气，霸，当了官就有霸气呀！”他提醒僧众：“这四个‘气’如果不加以防止，会葬送佛教，会使佛教脱离群众、脱离大众。佛教要与大众打成一片，一定要横扫‘四气’。佛教要发展下去，佛教要欣欣向荣，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走大众化、平民化的路。”（2007年7月2日对河北省佛学院学生开示）

关于生活禅的实践纲宗，长老概括为：“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将个人融化于大众”既是生活禅实践者个人在团队和群众中自我净化、对治我执的法门，也是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僧团处理与社会大众关系的指南。关于这后面一点，长老还说“个人服从于常住（寺院），常住服从于整体佛教，佛教服从于社会大众”。其实传统祖师禅修行的最终归宿就是“入廛垂手”“混众利他”，禅者内心此时已泯然无相，跃身而入芸芸众生的世界，行潜移默化的利他事业。禅，到这里才实现了它的终极价值，因而否定自身，融入法界。

生活禅的大众性格还体现在语言的平易、语汇的大众化上面。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权力。一种宗教和思想是否有影响力，要看它所创造的语汇有多少进入了社会主流语言。长老阐述生活禅时总是用现代人一看就懂的语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善用其心，善待一切”，“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无我中求进取”。不仅如此，长老的有些语汇还进入到主流话语。1999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布后，长老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联合其他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将“个人品德”加入《纲要》提出的“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中成为“四德”。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此后公民道德建设的规范表述就调整为“四德”。

长老的日常开示，较少使用佛学专业术语。大道平常，通贯一切。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律，可以用专业术语表达，一定也能用生活语言、大众语汇表达。这就是生活禅的大众性格，也是它的平等性格。

三

从总体上看，佛教是一个弱组织化的宗教。佛陀为僧团制定的戒律体系中虽然也有僧团自我管理、自我净化的原则和方法，但僧团更多的是一种以“六和”精神为纽带维系的松散共同体，其成员之间没有权力的授受，也没有绝对的权威（如果有就是戒法）。近现代以来，各种宗教的传播交流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中展开，商业文明的公关思维、网络时代的话语争夺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宗教领域。毫无疑问，组织化强的教团在传播教法的效率上自有其独特的优势，组织化弱的教团则相形见绌。

如果把组织视为一种工具的话，它原本应该是为教法的核心价值服务的。但是在宗教的传播史上，我们却经常看到：组织及其衍生出来的权力（而且是神圣背景的权力）由工具变成了主人，教法的核心价值被为它服务的工具僭越，有时甚至成了只是一种吸引流量的标识（logo）。

佛教对这种作为工具的“组织”保持了高度警觉。不仅如此，如果“组织”可以因众生的自我投射而异化的话，那么表达教法内涵的概念、图像、符号、观念等都有可能被绝对化后成为自我的巢穴，由此滋生纷争与矛盾。佛教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它既有作为工具与载体的宗教手段的建立（这包括语言、概念、观念、图像等一切施设），也有对这种种建立的否定与超越，如过河弃筏喻所说。而禅宗的个性正聚焦于此。他是要扫荡一切执著与缠缚的，即使对方以神圣的面目出现（“佛魔俱杀”）。中国禅宗的祖师们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十分警惕“以实法系缚人”，作为老师的他们反复强调“我这里无一法与人”，“汝若反照，密在汝边”，等等。

生活禅继承了祖师禅的这一精神。净慧长老在禅堂开示中虽然也提倡过“息道观”“话头禅”，但总体上他并未在禅观修行的技术层面创设什么特殊的法门。“生活禅”之强调“生活”虽然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它更多是指示了修行的战略方向，因而能够含摄所有禅修法门。它更指明，如果“信得及”，日常生活的一切责任与义务都能具足菩提道的功德。不仅如此，长老还多次组织学术研讨会，把生活禅的内涵交给学界教界贤达去讨论。而有许多青年人参与的生活禅禅修营，则总有围绕“在生活中修行”这一主题的心得分享。沿着生活禅指引的方向，人们从身边的人那里受到启发，或者就从生活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获得的主要不是一些操作层面的技巧，而更多的是一个方向，一种态度，一份自信，那种对自心的印可……

这就是生活禅的开放性格。它完全向生活开放，向生活中有烦恼的大众开放。它的开放甚至超出信仰的范围，向学术界、文化界，向一切人。当然，这也使它没有依自己为核心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传教组织。它就依托现有社会环境下现成的传播空间，以宗教政策法规所允许的方式影响社会。这种姿态中没有夹杂使自己永恒、使自己强大的企图，也没有塑造偶像、经营山头的努力，而只是彻底对因缘法的服膺与接受。因为，世间一切现象乃至佛陀教法的弘传也都是因缘变幻、兴衰无常的。生活禅坦然地把自己也放在此规律之内。

生活禅的开放性格就是去中心性格，也是去山头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