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了法法师 原佛 2024年12月09日
高者隐山静修，卑者赖佛求活，惟以安受坐享为应分，此我国僧尼数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佛化不扬为世诟病之大原因也！予有慨乎是，宣化萌俗；近岁人心丕变，皈向渐多。然细按察之，新起之在家佛教徒众，仍不脱僧尼之弊习，且有倾向日甚之势！
太虚大师（1890—1947）是近现代佛教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与印光法师、弘一法师、虚云禅师一起被后世尊为民国“四大高僧”。
太虚大师对近现代佛教贡献巨大。在理论革新方面，他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主张清理佛教世俗化中的迷信思想，让佛教关注现世人生。这为佛教适应时代发展指明方向，推动了佛教思想的现代化转变。
在教育推动方面，他创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重庆汉藏教理院等众多现代佛教教育机构，引入现代教育方法和理念，培养出大批具有新思维的优秀佛教人才，为佛教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在理念倡导方面，他首倡“人生佛教”理念，主张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将佛教修行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使佛教更贴近民众生活，对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国际交流方面，他多次出国宣讲佛学，开展国际佛教交流活动，并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中国佛教，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国际交流与融合。
在爱国实践方面，他积极呼吁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组织青年护国团、僧侣救护队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太虚大师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浙江海宁长安镇。他幼时家贫多病，但聪慧过人，同时受其外祖母信仰佛教的影响，早早就有了一颗皈依佛门之心。1904年，他攒了几块钱后，就来到苏州小九华山寺，随士达和尚出家，取法名“唯心”，属临济宗法脉。同年9月到10月间，士达和尚携其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取法号“太虚”。同年11月，年仅15岁的他在宁波天童寺受具足戒。
太虚大师自幼即展现出在佛法学习和修行上的勤奋与天赋。受戒时，他已对课诵唱念等较为熟悉，并能在短时间内熟练背诵《毗尼日用》《沙弥律仪》《四分比丘戒本》以及《梵网经菩萨戒本》等典籍。在戒堂中，面对各种问答，他都能应对自如。有一次在戒堂演习问答中，答得完全正确的只有他一人。这种卓越的表现引起了戒和尚、教授、开堂与尊证等的注意，都视其为非常的法器。受戒后，太虚大师出堂前去拜辞时，了余教授极加夸奖，而戒和尚八指头陀尤以唐玄奘的资质来赞许他，并嘱奘老加意维护，还作书介绍他到水月法师处学习。这使得他在一众受戒者中脱颖而出，也为他后来的佛教生涯奠定了基础。
受戒后的次月，八指头陀介绍太虚去永丰寺从歧昌禅师学经。半年时间，他将《法华经》读诵得滚瓜烂熟，常能每日默诵《法华经》两三部。诵到极熟时，大约一点三刻他便能将七卷《法华经》诵完。此外，他还读诵《楞严经》和习作诗文。
游学返回天童寺后，太虚以学教的关系初住禅堂。
1906年夏天，时年17岁的太虚去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道阶法师来自湖南，其口音与江浙地区差异较大。起初，受口音差异影响，再加上没有研学经文注解，导致他对于许多经义都听得一知半解。过了五六天，他终于适应了道阶法师的口音，并知道道阶法师是依据《法华会义》讲的《法华经》。于是，他研读了《法华会义》，又借阅了一些《法华经》的相关注解，并以其强盛的记闻力，将这些经义融会贯通。
因根性猛利、学习勤奋，太虚很快就广受同修僧众的交口赞誉。道阶法师遂抽太虚签，选《法华经》中最难讲的“十如是”句让他讲小座。经文只有几句，有些人上台只讲两三分钟就没得讲了，他却旁征博引，讲了差不多两小时。在座听者无不惊异。后来，凡是遇到小座没人讲，便由太虚来讲。讲经一期中，他总共升座七次。得益于出色的讲经表现，他被安排到法师寮居住，得以阅览更多的佛教典籍。
那年，会泉、圆瑛都住在书记竂听经。当时圆瑛29岁，比太虚年长12岁。两人在宁波天童寺的御书楼，于当年七月的“等自姿日”，在关圣像前订盟换帖为兄弟。圆瑛手撰盟书，文采斐然。这一事件在近代佛教史上被传为佳话。
1907年，时年18岁的太虚由圆瑛介绍，来到宁波慈溪汶溪西方寺系统阅读大藏经。这次经历对他的佛教修行和思想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太虚自传》中说：“一两个月中，我专在大藏中找《梦游集》《紫柏集》《云栖法汇》以及各种经论等，没系统地抽来乱看。一日，同住藏经阁的老法师，喟然谓曰：‘你这东扯西拉地看，不是看藏经法，应从《大般若经》天字第一函，依次第每日规定几多卷的看去，由经而律、而论、而杂部，如此方能把大藏全看一遍。’太虚耸然敬听之，从此乃规定就目力所能及，端身摄心看去。依次日尽一二函，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数日间，阅尽所余般若部，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诗句随意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字。从此，我以前禅录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曾学过的台、贤、相宗以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活用，悟解非凡。此为我蜕脱尘俗而获得佛法新生命的开始。”
也就是在西方寺阅读大藏经的这一期间，太虚认识了华山法师。当时，华山法师恰好在杭州办僧民学校，暂来藏经阁休息。两人由此结识，之后有了深入的交流。
华山法师对当时的科学知识、新思想有一定的了解。他与太虚谈到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科学常识，并拿出《严复译天演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等书籍让太虚阅读。起初，太虚并不相信这些新思想和书籍，但经过与华山法师十来天的辩论，积数十万言，逐渐觉得华山法师所说颇有道理，对谭嗣同的“仁学”思想更是极为钦佩。
这次相识和交流对太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他转变了思想，生起了以佛法济世救人的悲愿心。这也为太虚后来积极参与佛教改革、倡导“人生佛教”理念以及为国家和民族积极奔走等行为奠定了思想基础。
华山法师（1870—1918）俗姓陈，乐清县城下垟郭人。昆仲三人，华山居小。12岁时，他出家于乐清静济寺。
华山法师性嗜山水，啸傲竟日，吟咏忘返，诗不留稿，随作随弃。同时，他赋性骨鲠，智慧好学，同情革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同月空法师、陈耐辛等人，于乐清白鹤寺创办僧民学校，招收僧徒和贫寒子弟200多人，学生一律免费入学。他将白鹤寺的寺产90多亩田，半数充作办学经费，以宣传民主革命的《新山歌》为主要课本，向学生灌输先进思想。
当年7月，清政府筹备立宪，乐清亦召开庆祝大会，各校学生参加。僧民学校学生在会上唱《新山歌》，引起乐清知县杜光佑注意。第二年，清政府封闭该校，并通缉陈耐辛，驱逐月空法师。华山法师亦被迫离开白鹤寺，遍游海内。
此后，华山法师历登讲筵，并始终提倡创办僧校。当时，浙江众多僧校的成立皆与华山法师有所关联。
民国二年（1913），华山法师遄返白鹤寺，重兴寺宇为十方丛林。据说，民国临时总统黎元洪曾拜华山法师为师，并于白鹤寺题赐“法苑犹龙”的匾额。
太虚大师说：“华山法师在少年时，已蜚名讲肆，文字口辩俱所擅长，其诗书画亦颇堪酬应；而疏放潇洒，敏感过人，在当时的僧众中，开新学风气的先导。已于杭州与僧松风等设办僧学，交游所及，多一时言维新办学校人士。每向我力陈世界和中国大势所趋，佛教亦非速改革流弊，振兴僧学不为功。我乍闻其说，甚不以为然，且心精勇锐，目空一切，乃濡笔为文与辩；泛从天文、地理，杂及理化、政教等，积十余日，累十数万言。净宽等见相争莫决，出为调解。我亦觉其所言多为向来的中国学术思想不曾详者，好奇心骤发，因表示愿一借观各种新学书籍。就其所携者，有《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炳麟告佛子书》《严复译天演论》《谭嗣同仁学》，及五洲各国地图，中等学校各科教科书等。读后，于《谭嗣同仁学》尤爱不释手，陡然激发以佛学入世救世的弘愿热心，势将不复能自遏，遂急转直下地改趋，回真向俗的途径，由此乃与华山深相契好。华山往来杭州、宁波、普陀，而时复出入西方寺者历半年之久，相见往往深谈累日。次年夏间，七塔寺请谛闲法师讲四教仪，江浙的禅讲名僧多来集听。华山欲于中有所鼓吹宣导，因与净宽力邀我亦去参加听讲。”
民国戊午年（1918）12月，华山法师于乐清白鹤寺后山麓自造塔墓，为石构三层六角双檐，并自撰塔铭：“儒者除修齐治平，惟夫释氏则性成佛，度众生外，其死本无可述。而后世不自量汉强欲为之，多方求之者，非愚即狂，饰世人耳目太史公言之详矣。余方将治塔，有请代述塔铭者，余笑而谢之，曰：不若自言之为详也。余生瓯海东岸，人民苦寒，学识浅陋，中国全舆之低点，莫此若也。童真入释，长游四方，骨董年成，犹然自矜，世间之耻与愚，亦莫我若也。小学而骄，下学而姤，恕己忧人，逆耳而怒，诸行不修，教化不普，因循于世缘，辜负夫佛祖，论名教之罪魁，莫大于余也。倏然而生，偶焉而死，六趣茫茫，四生续续，和尚口头禅，书生仁义礼，言行背驰，尚希贤哲，鬼女怀其祸胎，业风变其太素，则未来之悲观，亦莫大于始焉。特此二莫，若二莫大之伪善状，真可为墓旁之大铭颂，乃无愧造物之生我者。”
太虚大师于《华山法师辞世记》中写道：“华山法师，亦近顷佛门中有数人物也。顺世时遗嘱白鹤寺净源和尚，要余作行述并题其象。乃述曰：师乐清陈姓，年十二出家于本邑静济寺，礼某某为师。貌奇古，资性明敏，翌年就寺中听大海法师讲经，即能依所闻义，当众敷演，时人咸惊为弥天释道安再世焉。嗣具戒于某某寺某某律师，泛历讲习，所至道誉隆然，靡不以佛门龙象期之。顾操行刻厉，不以辩慧自喜。闭关静济寺，结茅天台山深处，开讲麈嘉兴之某某寺，又闭关于某某寺，而师之春秋盖三十有奇矣。以其学养之深而藏修之邃也，是以中年后应时势之繁变，开风气之先声，而神明湛湛，终无所采夺焉。”
“逊清光绪之末叶，州县设教育会以广兴学堂，往往提倡僧产充学费，假僧居为学舍，全国缁刹骚然，而浙江尤甚，于是群谋抵制之法。先因日本僧传教交涉，得学部准予建设僧教育会，就僧界集款自办僧学、民学，使中国僧徒亦能自卫，不致启外人觊觎，而浙省僧教育会首先成立，师与有力焉，遂为僧学主持。嘉兴、普陀诸处之开办僧学，皆师为总其成。光绪三十四年，予始识师于慈溪西方寺。彼时，余冥心内典，不知余物，师持《天演论》《仁学》诸书，浸以熏闻，予再三持辩，往返累数万言，卒水乳交融而成莫逆。同阅藏经三月，又偕赴七塔寺听谛闲法师讲天台四教义。次春，予遂赴金陵就学祇洹精舍，盖师有以策发之也。宣统年间，师又主讲杭州灵隐寺。”
“迨民国二年夏，予方在沪任编纂佛教月报事，遇师告以谋重兴乐清白鹤寺，约为他日休老地，予笑颔之。自是迄师之终凡六年，尝讲经华顶，往五台礼文殊，而兴法界胜会于都中。今日白鹤寺之荒烟蔓草，已幻成一大僧坊，佛光道声，与东南诸名刹相辉映，而师忽坐化乎是。在师诚功圆果满，萧然善逝，而期乎师方靡有涯若予者，闻之能不奭然悲乎？秋间，游杭之西湖，遇师返自都中，与予商量题冷泉诸胜，尝殷殷邀予于来岁偕往北方。谓南方软暖，祗成疲顽，必投之苦寒，乃能玉成坚刚粹美之道人风格。不图别未数月，奄尔顺无常世相，哀哉！”
“师生同治庚午年月日，卒民国戊午年月日，世寿四十有九，僧腊如干，得法者如干人，得戒者如干人，得度者如干人，着有诗如干首，笔语如干首，均未成编次。白鹤寺住持净源，走告予于明州佛教孤儿院，乃摭予得之闻见者，述师生平如左，以告慕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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